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种种先进的科技产品被外国卡脖子。科技界开始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它是国家科技能否领先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也从中了解到西方积累数百年的国力所在。
我们知道，美国众多大学是美国基础科学的支柱。有趣的是，这些大学草创之初，不少是以发展技术为目标的。但是他们发现，要在科技上领先，必须先在基础科学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他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世界顶尖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产生了无数的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他们的名字都叫理工学院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而非大学！
MIT: 8 位菲尔兹奖得主；Caltech：4 位菲尔兹奖得主
我要进一步指出，基础科学的基础是基础数学。回顾科学演进的长河，基础科学的突破是和基础数学的发展分不开的。从阿基米得、牛顿、欧拉，拉格朗日、高斯、黎曼、麦斯威、希尔伯特、庞卡莱，直到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狄拉克、外尔、柯尔莫哥洛夫等都是同时在基础科学和基础数学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
国家领导人对于如何培养杰出的数学人才已经讲过很多次，大家可以参考总书记和总理的公开谈话。可是，我发现到了部分地方官员或大企业领导的手里，基础数学竟被视为快速提升 GDP 的方法。
当前，要好好地培养一流的基础数学人才，恐怕先要培养政府官员长远的眼光，使他们了解到政府投资在基础科学，目标不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长远地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这些年轻人目光远大，如雄鹰展翅，翱翔九宵，志不在小小的物质奖励。
官员需要忍耐，他们需要知道，投资基础数学的资金虽然很少，但回报却是巨大的。为了建立地方官员和学子的信心，希望国家表明立场，政府在基础数学上的投资不在乎地方政府在 GDP 上的回报，只要成功，必定表扬！一旦作出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这些学者和他们工作的单位、城市必定会受到重视。正如总书记表彰钟南山，陈薇等人抗击新冠病毒做出的重要贡献一样。国家如果能够这样做，学子和官员都会士气激昂。有志于学问的人就不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去投资金融、炒作地皮。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受社会尊崇，家长自然也会鼓励孩子向这方面发展。孩子有光明的前途，家族也沾光。
当年俄罗斯彼得大帝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就曾经清楚的说过：一流的地方必需要有一流的数学家，这才够光釆！大数学家欧拉就在圣彼得堡和柏林待过很长时间，建立了俄罗斯和德国的数学传统。
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们便可以告诉家长，他们要鼓励孩子们心胸广阔，向着崇高的科学理想迈进。国家非常重视这些孩子，孩子以后的生活是充裕的，他们自己也会因孩子的成功而扬眉吐目，光宗耀祖！
现在我们来看如何挑选和培养基础数学人才。
我们需要在本国的土壤上培养出杰出的数学大师，作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数学的模范。回顾四十年来，基于公平原则，中国取士以高考为主，反复地操练数学技巧。高中最后一年，甚至把全部时间花在考题上。这种做法使学生对基础数学的精神和兴趣丧失殆尽。假如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能力重复先进国家技术的工程师，这样的训练方式公平而又无可厚非。事实上，中国亦因此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学子，创意不足，只能跟着别人的脚步。况在危急之际，会给外国卡脖子。
最近二三十年来，亚洲各国都在基础数学上发奋图强！日本、越南、印度和伊朗四个国家都产生了菲尔兹奖得主！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四十年来，竟然无人问鼎，教人情何以堪？
个人建议是集中精力培养一批特别有才华，又对于数学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这批人不受高考和奥数的羁绊，从少年开始，就接受数学大师的亲授熏陶。他们中间必定会有人脱颖而出。十年左右，中国本土应该可以诞生菲尔兹奖得主了。
要指出的是，训练世界级的大师，即使找不到世界级大师来教授，也不能相差太远。当年俄罗斯大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就亲自训练了一批年轻学者，影响了俄罗斯二十世纪的数学。他的学生 Gelfand 也遵循同样的路径，训练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以后成为俄罗斯数学的骨干。在日本，小平邦彦回国后，也训练出一批代数几何学的领头人。
柯尔莫哥洛夫与学生们
从上面这些人的做法，和我在美国几十年名校教育尖子的经验，可以看到聚集一小批杰出人才攻错切磋，会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一贯以来，中国教育部门为了做到面面俱圆，往往一刀切，不敢提拔学生中的佼佼者，希望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政策抹杀了青少年的锐气，结果是直到如今，中国本土还没有培养出留名青史的数学大师。
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局面，当年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容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今天基本科学的成长，也需要同样的魄力。毕竟中国乒乓球队独霸世界五十年，也是由集中精力培训少数顶尖运动员开始。
“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021 级求真书院师生开学典礼合影
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学术和文化上引入多样的看法。在大力引进世界一流学者的同时，也需要招收一流的国际学生。美国所有名校的成长，都是这样完成的。杰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老师的教导同样重要。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仅社会如此，科学亦如此。在中国，无论学者或学生，一般都忽视科学上的宏观看法。对科学和数学历史缺乏整体的了解，便难于掌握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数学大师应当能够身凌绝顶，俯瞰尘寰，山川历历，来龙去脉，皆了然于胸。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科学和数学历史的训练。
今年 3 月以来求真书院开设的数学史、科学史系列讲座
所谓「十年磨一剑」，为了让学者能把精力花在艰辛的研究课题上，同时也减少人事关系上时间与精力的虚耗，我认为至少在数学科学这领域，政府可以考虑取消所有帽子的机制。极度优厚而又往往不公平的竞争起着负面的作用。奖励应该由高校自己决定。从前国内普遍薪资不高，奖项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美国政府就没有设立这样的奖项，美国高校也没有根据国家奖金来决定教授的房产待遇。帽子制度不改变，恐怕中国未来十年，有可用之饷，而无可用之兵，有夜郎之士，而无创新之将！
现在某些财政充裕地方政府和高校为使政绩可观，花上大量的金钱去购买论文，又重金礼聘名家。这些受聘名家只是挂个空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出现在该地方。听说某院士在全国有八十多个院士工作站，比孙大圣分身能力更强。这些荒谬的现象对真正做学问的人伤害很大，必须改正过来。
只要一切处理得宜，我认为十年内，中国的数学会领导世界，菲尔兹奖得主也会在神州大地诞生。
